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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公共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专家:还有待
  • 2020-11-03 06:0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建议通过立法尽量减少收集个人信息

如何平衡公共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

□本报记者朱宁宁

一个“看脸”的时代似乎悄然来临。随着技术的发展,人脸识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新冠肺炎防控肺炎期间,除了商场、超市、火车站、医院等场所,一些住宅小区也开始认人进出的脸。

技术在带来便利、速度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最近#2元可以买上千张隐私相关的人脸照片#的话题冲进热搜,再次触动了社会神经。几乎与此同时,“杭州计划立法明确规定,该物业不得强迫业主的面部识别进入社区”的消息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如何平衡个人信息保护和公共安全的关系?就在上个月,备受关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被提交给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草案将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和健康,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作为处理个人信息的法律情况之一的紧急情况。

如何协调防疫等公共利益需求与信息收集处理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立法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信息的收集并符合比例原则,人脸等重要信息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收集,收集后应该如何保存,由谁承担法律责任,如何进行...一些行业专家认为,草案目前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

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情况下的豁免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我国整体数字化转型明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呈现出数据驱动的新趋势,各种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不断扩大。

特别是,收集个人信息和分析大数据已成为全球高效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在应对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大数据的应用在关键人群的监测、预警和统计分析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联合防控和恢复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采取了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在有限的程度上突破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壁垒,追踪和披露疫情信息成为一种普遍做法。

草案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和个人识别设备,应当是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志。收集的个人图像和个人身份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泄露或提供给他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同时,考虑到实践中存在一些无序传播个人信息的情况,甚至存在非法传播患者、密切接触者、外地归国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的情况,说明草案明确指出,在上述情况下处理个人信息,必须严格遵守本法规定的处理规则,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强化采集主体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义务

草案中关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豁免规定,已经成为很多人大常委会委员关注的焦点。

“在非公共安全领域,应当为个人识别装置的正常使用留出足够的空间,并给出规范和限制条件。”委员吕薇认为,有必要明确图像采集的适用范围、个人识别设备和监管规定,并建议明确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的必要程序。此外,吕薇认为,草案还应规定公共场所摄像设施收集的信息何时可用于非公共领域,以及如何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资源。

委员刘秀文认为,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可以直接成为个人信息保护豁免的普遍理由。“在新冠肺炎预防和控制肺炎疫情中,流动人员在街道、社区、公安和单位的流出和流入场所面临多层次、多部门的信息收集,这不仅造成行政和社会管理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个人信息管理的风险。”刘秀文认为,通过细化个人信息共享的操作规则,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豁免的情况下,减少重复采集,提高响应效率,防止信息泄露。

刘秀文建议,根据比例原则,个人信息的损害应限制在最低限度。具体包括:尽可能明确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突发事件中有权收集个人信息的主体;强化采集主体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和义务,降低信息暴露风险;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突发事件个人信息数据共享规范和后续个人信息处理机制。

立法应该平衡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

人脸识别系统对于大部分不需要的人来说会侵犯隐私,但是对于极少数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比如走失的老人和孩子,则是必须的。显然,如何平衡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包括指纹和人脸在内的生物特征信息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法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施嘉友指出,生物特征信息不仅敏感,而且与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密切相关,具有永久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意味着一旦这些个人信息被泄露或非法窃取,将对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在施嘉佑看来,目前草案中规定的“公共场所”和“公共安全”还是比较有原则和宽泛的。建议在“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前增加“以预防和查处违法犯罪行为为目的”,防止物业管理企业随意设定人脸识别要求。

施嘉佑还指出,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网络安全法》明确提出了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三项原则。“在处理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界限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第三十二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者实施更严格限制的,依照其规定。

“目前,问题可能更多地集中在执法机构如何执法上。换句话说,应该由谁来监管。”施嘉佑说,执法格局长期分散,也是老问题。多头执法不仅会导致“主体模糊”,还会形成监督的“真空地带”,使执法失效。

“总之,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公权力和私权利都应该有各自的界限。这个边界怎么画?只能靠法律,这是现代社会治理最基本的经验。”石嘉佑说。

进一步建立生物特征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网络法治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学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申国指出,一方面,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个人生物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包括补充身份来源、完善各种号码。验证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助于疫情防控等社会公共治理,以及产业研发拓展新业务、新应用;另一方面,个人生物信息的非法收集、恶意使用和非法交易等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伴随而来的电信网络欺诈甚至恶性人身伤害案件屡见不鲜,这使得公众普遍期待更强有力的法律保护。

目前对于大量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包括人脸的存储没有统一的标准,法律法规也没有对这些数据的使用做出明确的规定。谈到如何进一步构建生物特征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吴申阔认为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完善。

吴申国解释说,第一步是通过细化执法规则,完善和加强监督执法,提高各职能机关的协调和联动水平,实现信息收集和处理各方面监督的全覆盖。其次,针对人脸识别信息的具体应用场景,推动引入行政办案指南和司法解释,最大限度地提高司法审判和行政监督的秩序。第三,鼓励个人生物信息保护应用技术的研发和升级,丰富专业技术支持。最后,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高风险场景下的风险预警和安全响应机制,以有效应对人脸识别信息泄露等严重的安全问题。此外,应注重提高第三方社会监督的干预水平,促进涵盖投诉、举报和公益诉讼的社会多元参与治理生态的形成。

[编辑:张艺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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